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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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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聊“平庸之恶”，还得从1945年二战结束纳粹倒台之后讲起，当时，有不少纳粹战犯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其中就有一个叫阿道夫·艾希曼的，这位在大屠杀中主要负责将犹太人集中管理送到集中营，被纳粹视为进行大屠杀能够顺利进行的主要操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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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投降的时候艾希曼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尽管美军俘虏了他也很快释放了，后来艾希曼又改了个化名叫克莱门特，躲在了南美国家阿根廷，直到1950年代末才暴露行踪。1960年，一直致力于抓捕艾希曼的以色列发现了他的行踪，派出摩萨德特工万里迢迢地奔赴阿根廷，把艾希曼绑架回国，并将其公审判处死刑。在审判的过程中德裔犹太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员的身份全程聆听，并撰写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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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阿伦特试图对艾希曼所作所为的动机进行解释，这些解释中最著名的就是“平庸之恶”，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艾希曼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思考，只是像一个螺丝钉一样行事，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个“平庸之恶”的概念也往往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能够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而那些仗着自己手里有点权力就肆意破坏财物，害人性命之人，在面临质问时也会说“上面就这么规定的，我也没办法”，再或者说“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啊”，如此行径，也经常被归到“平庸之恶”的范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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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动脑不思考而犯下的恶，就是大家对于平庸之恶的普遍印象了，而由这个印象出发，就会有几种思维，比如法不责众，既然自己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形螺丝钉，那么多的人形螺丝钉就只有集体责任而没有个体责任，所以，无论自己犯下多少罪行，可以轻飘飘地带过去。另一个思维就是“人人都有罪”，甚至人人都该杀，所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是典型。再或者“犯错的都是民众，他们都是乌合之众，毫无希望”，诸如此类，它们追根溯源都和大家理解的“平庸之恶”有很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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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之后，在当时立刻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她的一些多年的犹太人朋友立刻宣布跟她绝交。整个大屠杀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惨重的一页，也是二十世纪的人类耻辱，如此事情发生了，作为受害者是迫切需要一个解释的，而阿伦特却给出了这么一个说法，“他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下了所有错误”，这就得了？这如何让大家信服呢？而且说起来阿伦特自己也差点就成为大屠杀的牺牲品，作为犹太人她看到纳粹上台之后先是逃到了法国，后来又想方设法逃到美国，这才避免被抓去集中营的命运，可她在书里并没有站在犹太人的视角，而是站在一个超然于全人类的视角看待这事儿。

更让她陷入口诛笔伐境地的是，她在书中提到艾希曼为了更高效地往集中营转运犹太人，在犹太人隔离区利用当地有名望的长老来登记人口，维持秩序，而且犹太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毫无反抗，这么一来犹太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无辜的（详见：为了苟活，犹太人能和纳粹合作吗？ | 循迹晓讲）。阿伦特你身为犹太人，不仅不为民族的苦难感同身受，还反思起自己民族的污点了？简直是吃犹太人的饭，砸犹太人的锅！如此解释当然会引发众怒，而阿伦特的任何辩白在这样的怒火面前也都变得非常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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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纳粹战犯开脱，绝不是阿伦特的本意。她一开始想要做的，是给大屠杀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阿伦特很快发现，过去传统道德哲学上的善恶人性讨论对于纳粹和大屠杀完全不适用。过去历史上发生过杀人的惨剧，甚至有些论酷烈程度和大屠杀是一个量级，比如蒙古帝国征战时的屠城等等，但再怎么说，屠杀好歹都有个目的，黄巢把老百姓放入磨盘碾碎是为了充当军粮，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是为了震慑敌人。甚至比如张献忠这样经常杀人取乐的，那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诉求，或者泄愤，或者报复都多少沾点边。然而到了纳粹这里一切解释都失灵了，你说屠杀犹太人对纳粹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么？完全说不上，这么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要大规模征用铁路和行政资源，让本就紧张的战争后勤补给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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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到了战争后期大量劳动力都给抽调去打仗了，军工生产无以为继，不得已也只能从集中营抽调犹太人过来军工厂维持生产（详见：纳粹牛马史：第三帝国不崩溃，全靠犹太劳工996续命？ | 循迹晓讲）。到了1944年下半年，德国东西两线全面告急，战局已经火烧眉毛了，什么都缺，而这个时候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反而还掀起了最高潮，各地犹太人又经历了一轮残酷的抓捕，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密室里的安妮弗兰克一家也是在这会儿被人告密抓走的，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加班加点赶工，唯恐自己动作不够快，与此同时，纳粹的军备部长施佩尔还得经常让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刀下留人，把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给留下送进工厂，如果我们说人不应该作为手段而存在，那么如此杀人就连人作为手段的价值也给否定了，完全击穿了人性的底线，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一个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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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法庭上的艾希曼也给阿伦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既然能参与杀那么多人，艾希曼应该是一个看上去十恶不赦的家伙吧，但法庭中的艾希曼看上去就是个老实人，言谈举止一点也不嚣张邪恶，而且还相当有教养，当他为自己辩护时会引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话，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得到了统一，这符合康德的哲学。说过来绕过去，还是“自己服从命令怎么可能有错”那一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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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艾希曼种种表现，阿伦特得出结论，别看艾希曼在法庭上能引用康德，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价值和判断，已经完全丧失思考能力，只是在用名人名言掩盖自己空洞的灵魂，这是他犯下罪恶的根本原因，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丧失自己的价值和判断，根源还在于纳粹无孔不入的洗脑和控制。在现代社会，纳粹这样的政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人从娃娃开始就对自己的那套歪理邪说坚信不疑，这种情况下培养出艾希曼这样只知道服从的杀人机器，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在原著中用的词如果直译过来叫“恶的平庸性”，这个词和“平庸之恶”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阿伦特绝不是说这是小恶，只是不知道，而是说正是因为人不思考，才可以让一个看上去正常的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去犯下巨大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粹对人类心灵的荼毒实在是必须清算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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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看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现，应该说阿伦特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艾希曼的资料越来越多浮现出来，人们逐渐发现他根本不是在法庭上表现的，好像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只是单纯地执行命令。事实上，在1942年初纳粹高层召开了万湖会议，决定给欧洲的犹太人来个最终解决，会议的筹备工作就是这个艾希曼负责的，艾希曼绝不能说自己对犹太人的命运不知情。战争期间，艾希曼非常高效地用各种手段来维持屠杀系统的运作，他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当纳粹政权濒临崩溃的时候，艾希曼在希姆莱的建议下用了一个假名字去躲避追捕，直到他成功逃到阿根廷，在这里纳粹战犯能得到充分包庇，而且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他在阿根廷的生活和二战时期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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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艾希曼心中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纳粹主义信念，他经常跟几个过去的老战友聚会，畅聊过去的美好时光，如果说对那段日子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犹太人杀少了。当时有一位同情纳粹的荷兰记者萨森将此一一记录之时都觉得吃惊，觉得这帮纳粹高官怎么能这么极端？1950年代中期，自以为危险已经度过的艾希曼甚至在阿根廷报纸上刊登了一封给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的匿名公开信，信中他声称过去纳粹屠杀犹太人是给现在的德国扫清障碍，如今的德国人应该心存感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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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阿根廷日子久了，艾希曼也把自己的家人接了过来，他自己用着化名，但他儿子也还是顶着艾希曼的姓氏。不仅如此，艾希曼自己在家里也毫不掩饰地用纳粹的意识形态给自己儿子洗脑，弄的他儿子跟一个姑娘谈恋爱的时候也大吹特吹自己爹是纳粹高官，犹太人就都该死等等极端言论，可是殊不知这姑娘的老爹就是集中营幸存者，一听到这小伙子的姓氏艾希曼，再加上这些纳粹言论，这才让隐藏多年的艾希曼暴露出来，最终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并处以绞刑。这些事实都表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完全不能套用到艾希曼身上，这个杀人魔头骨子里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纳粹，他真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全部正确，他犯下的罪行根本不是所谓的“不思考盲从”就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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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什么阿伦特会相信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阿伦特早早就离开了纳粹德国，对大屠杀的残酷缺乏切身体验，所以她虽然作为学者可以客观观察，还是被艾希曼的表象所迷惑。艾希曼在法庭上的种种表现其实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从这样的审判中讨回一条性命。当然，和艾希曼有深仇大恨的以色列犹太人绝不会相信他的伪装，以色列人找到了各种证据，证明艾希曼不仅对大屠杀完全知情，还非常积极地参与且毫不悔改。战争期间大量关于犹太人运输和屠杀的文件上都有艾希曼的签名，战争结束之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有几位证人都表明艾希曼曾经说过，就算自己死了，但想到有几百万人命都在自己身上，他就会笑着跳进坟墓。

在铁证如山之下，艾希曼就算嘴硬抵赖也无济于事。而所有这些证据也至少说明，阿伦娜关于艾希曼所谓的“平庸之恶”实在是有失偏颇的结论。当艾希曼说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时，他不是知道错了，只是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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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的“平庸之恶”其实只是一种幻觉，而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了极其邪恶的事情之后，用“自己不知情，只是执行命令”来给自己开脱无疑是非常容易想到的借口。到现在随着历史资料的丰富，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艾希曼之所以犯下滔天罪行，就是因为他打心眼里认同纳粹的那些东西，在他和许多类似的案例中，所谓不思考的平庸之恶是很难成立的。尽管如此，也不能说阿伦特的那些思考是错的，从另一个侧面讲，所谓“平庸之恶”提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人在现代集权制度下有多么容易放弃思考，选择盲从。这和知识和教育无关，而和一个人内心的善恶观念直接挂钩，可问题在于，善恶这种问题在近现代经历了多次重构，甚至在极权主义之下的善恶和正常社会的善恶是完全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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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苏联有一位名叫莫罗佐夫的儿童告发自己的父亲偷偷帮助“苏维埃的敌人”，他的父亲因此遭到枪决。在这个案例中莫罗佐夫当然认为自己这么做无比正义，无比正确，他也被当局表彰，但这样的“善”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所以说面对善恶的灵魂拷问从来就不是轻松的问题，很多人宁愿选择随大流，主流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很多罪恶如果没有这些拒绝思考却很有行动力的人参与，也的确无法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提到“不思考”的罪恶实在是至理名言，甚至可以说，放弃思考乃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罪恶，没有之一。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有八十年了，距离艾希曼接受审判也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已经被证实在艾希曼身上不那么适用，但它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警醒，毕竟放弃思考在如今的社会实在是非常轻松，但是一个不作恶的社会，必须是需要独立思考去维持的，这也是阿伦特的观点至今依然有警醒的地方。所谓的“平庸之恶”从来就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它只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开始，而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文明的人，则是必须直面这些复杂问题的，至于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那就要看诸位的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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